這首詩的風格同《詩經》十五國風中的絕大部分作品一樣，是一首群眾創(chuàng)作的民歌，其特點也是每一章節(jié)除少數詞語略作更換外，基本的語詞句法都是相同的，特別是每章的最后二句，句法語氣完全一樣，只有一二個字的變化，其含義也相似或相近。這正是便于反覆詠唱，易于記憶吟誦，寓意比較單純的民歌式作品。

第一章描寫雄狐對伴侶的渴望，用意在于影射齊襄公對文姜的覬覦之心。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興，展示出一種高遠深邃的畫面：山高樹茂，急切的雄狐四處穿梭，叫聲連連。不僅把詩的背景拉得極其宏大，讓人感到詩作肯定包含豐富的所指，又將齊襄公渴切的思想狀態(tài)描摹殆盡，讓其丑惡嘴臉暴露無遺。

第二章還是訴說前事，但在表達上更進一步。作者影射齊襄公和文姜亂倫的無恥行為時，從尋常事物人手，描述鞋子、帽帶都必須搭配成雙，借以說明世人都各有明確的配偶，所指明確而又表達隱晦，既達到諷刺對象的效果，又顯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與第一章相似，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強。

第三、四章轉換角度，發(fā)表對魯桓公的議論：作者成功運用“興”的手法，以種麻前先整理田地、砍柴前要先準備刀斧這些日常勞動中的必然性，來說明娶妻必須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再進一層針砭實際，說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，而又無法做文姜的主。放任她回娘家私通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都被擱淺、踐踏，顯得庸弱無能，文姜的無視禮法、胡作非為也躍然于紙上。

這首詩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須通過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這樣的封建禮教，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經深入人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