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詩亦簡稱《節(jié)》。關(guān)于其時代背景和作年，歷來有宣王時（三家詩）、幽王時（《毛詩序》）、平王時（韋昭）和桓王時（歐陽修）諸說，但詩既以（終）南山起興，則不應(yīng)寫的是周室東遷后事?？紤]到宣王時雖用兵頻繁，但畢竟號稱“中興”，與詩中描寫的勢臣跋扈、政權(quán)腐朽之情事不合，因此其事當在幽王時代。又《小雅·節(jié)南山之什》的前五篇哀怨憂憤，非經(jīng)歷國亡家破之大慘痛者不能發(fā)?！豆?jié)》既有天再降饑饉、瘟疫、四方不寧及“國既卒斬”，《正月》又有“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”，《雨無正》也有“降喪饑饉，斬伐四國”和“宗周既滅”等，因而可知諸詩大致作于東、西周之交，幽王末平王初。至于《節(jié)》所指責的對象則是幽王及其權(quán)臣。前人屢辯詩旨是“剌王”還是“刺尹”，甚為無謂。總因古代君臣名分頗嚴，論者又往往橫亙一“詩可以怨”或一“《小雅》怨誹而不亂”之念于胸中，因之便有不同的“先入為主”之念在作怪。今就詩論詩，直刺師尹，頗為鮮明；而一再怨望“昊天”，又借以指責天子。

關(guān)于師尹，自毛傳以來皆解作“大師尹氏”，至王國維始辨析其為二人，即首掌軍職的大師和首掌文職的史尹。觀《大雅·常武》中大師“整六師”、尹氏及其屬“戒師旅”，則大師統(tǒng)軍而尹氏監(jiān)軍，對照《節(jié)》詩首章，“憂心如惔，不敢戲談”正合于軍國主義背景，偏于責師；而“國既卒斬，何用不監(jiān)”。乃監(jiān)察司之失職，偏于斥尹。

全詩十章，共分三部分。首二章以南山起興，以象征二權(quán)臣。以山之險要象征其權(quán)之樞要，又以山之不平聯(lián)系到二臣秉政不平。結(jié)合篇末“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寧”的呼應(yīng)來看，天怒人怨，總由師尹秉政不平使然，故“不平”二字為全篇眼目。只是第二部分卻一再將不平（不夷）與不己（不自為政）并提而責難，推思其義，全詩是指斥師尹失政在不能持平（夷），而要持平則又須事必躬親（己），因而全詩結(jié)構(gòu)是起于夷（平）終于夷（平）而介于己。

首章點出“不敢戲談”以致“國既卒斬”；二章點出昊天再降饑疫以致“喪亂弘多”，民眾無法存活，從而“不敢戲談”之高壓失控，遂而“民言無嘉”。一章言人禍，二章言天災(zāi)，由時間及順序暗示天災(zāi)實人禍所致，人間暴戾上干天怒所致，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。

從第三到第六共四章為第二部分。在上兩章鋪墊的基礎(chǔ)上，三章進一步點明師尹之害人害天，天再施報于人，人民雙重遭殃。“詩可以怨”，怨而至天，亦已極矣！

四、五兩章句式排比，結(jié)構(gòu)整齊而又不乏疏宕之美。四章圍繞“夷”“己”二字正反展開，既為師尹說法，更為一切秉政者說法，三十二字可銘于座右，可鐫于通衢。五章“昊天不傭（融）”“昊天不惠（慧）”二解是“刺”，“君子如屆（臨、己）”“君子如夷（平）”二解是“美”，也是對師尹說法。兩章排比、對比之勢，酣暢淋漓，一氣呵成，詩人的責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。

六章承上啟下，由怒轉(zhuǎn)嘆。

統(tǒng)觀第二部分四個章節(jié)，結(jié)構(gòu)頗為講究：五、六章既以“昊天不傭”“昊天不惠”和“不吊昊天”以上應(yīng)第三章的“不吊昊天”，又以“君子如屆（臨、己）”、“君子如夷”和“誰秉國成（平、夷）”、“不自為政（不己）”以上應(yīng)第四章的“式夷式已”，可見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雙向展開而又并攏合承，甚耐玩味。

第七、八、九、十章為第三部分。變每章八句為四句，于音樂為變奏。于詩情為由怨怒轉(zhuǎn)悲嘆。唯七、八兩章疑有錯簡而當易位：前“方茂爾惡”章言師黨與尹黨既相傾軋又相勾結(jié)，以見朝政難革；后“駕彼四牡”章言無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國避亂（或求諸侯勤王），然而四方亦不可往，“蹙蹙靡所騁”。詩人說：既然宗周與四國皆被師尹擾亂，國已不國，今日上干天怒，下危人主，盡管師尹不自責己而反怨怒匡正，我身為大夫，也只有勇作詩“誦”，“以究王讻”，成此一篇檄文，為來者垂誡了！